棉花加工厂有一个很大的门口，有两扇底下装着铁轮子的花格子铁门。门旁的空地竖着红漆大标牌，写着“严禁烟火”之类与政治无关的口号和“严防阶级敌人破坏”之类与政治有关的口号。门口里侧有两间警卫室。有一个穿着一件破旧军衣的瘦男人，搂着一杆锈迹斑斑的“七九”步枪，坐在门边一把椅子上，时而打瞌睡，时而目光如电，追逐着面前马路上来往的行人。我和方碧玉走到门口时，看门人握紧枪杆盘问我们。我发现他的目光搜索着方碧玉周身上下。我感到他的目光如一双贪婪的手，把方碧玉身上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。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他的脖子随着方碧玉移动。他撇腔拿调地讲着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的普通话。后来我们知道这条把门虎是一位复员兵、正式工，吃国库粮，是棉花加工厂党支部委员，厂保卫组组长，姓孙名禾斗，已婚，老婆在农村。孙组长奇瘦，眼贼大。

进大门后的第一排房屋是厂办公室，门口挂着红字标牌。我和方碧玉都认几个字，冲着办公室便进。方碧玉适才与那看门人对答时就一扫在路上那种沉闷忧悒的情绪，精神抖擞、容光焕发，仿佛换了一个人。

办公室里有六张桌子，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或两个人。后来我们知道，那两位对弈的胖子一为厂长一为书记。他俩一边下棋一边斗嘴，互相挖苦，妙语如糖球山楂葫芦串。还有一部笨重的老式手摇电话机蹲在棋盘旁边，很威风。

“同志，谁管登记？”自然是方碧玉问话。

我看到了我叔，坐在一张桌子前，埋头打算盘记帐，心中竟升起一种自豪感。我感到自己的条件比方碧玉优越。

叔叔抬起头，看到了我们。他没搭理我，却冲着方碧玉很热情地打招呼。叔叔把我和方碧玉介绍给书记和厂长，他们胡乱应付了几句，低头继续斗棋。屋子里其他人的目光却被方碧玉吸引住了。她的脸稍微红了一下。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：

“到这边来登记。”

我们把村里的证明信交给男人，后来知道他姓蔡。据说他本该转成正式工人，所有的表格都填了，但最终被人告了，说他老婆有神经病。满嘴脏话的采购员周鸣说：老蔡真冤枉，转你的正，又不是转你老婆的正，老婆有神经病碍你转正屁事？老蔡你当时怎么不去县里找一找，没准就找回来一只铁饭碗，一辈子甭发愁，你真是个老实人。老蔡呀！

老蔡推给我们一个簿子，递过一支圆珠笔，让我们按着栏目填写。什么籍贯姓名性别年龄是否党团员家庭成份社会关系等等。一本正经，跟工人阶级沾点边就不一样，激动得我和方碧玉手指捏不住笔杆手心里冒汗。

“你二大爷的，你那个马什么时候跳到这儿来的？”高个胖子说。

“二大爷我的马早埋伏在这里等着你啦！走呀！走！看你还有什么高招。”矮个胖子说着，将自己的一颗棋子砸在对方的一颗棋子上。

“同志，俺该填虚岁还是填实岁？”方碧玉问。

“你实岁多少虚岁又多少？”老蔡问。

“实岁22，虚岁23，属大龙的。”

“按实岁填吧。”老蔡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