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春节前，我从外地赶回高密东北乡与家人团聚。进了家门，屁股尚未坐稳，父亲好像极平淡地说：“你八叔来信了。”

我站起来。

我们家是八十年前从县城迁到这穷地方来的。据父亲说，我的曾祖父与人打官司输光了家产，不得不搬迁。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，我爷爷是老二，爷爷的哥哥——我的大爷爷——就是八叔的父亲。父亲这一辈堂兄弟八个，八叔是大爷爷的独生儿子。八叔十七岁时娶了媳妇，那是一九四六年。第二年，为逃避“土地改革”，大爷爷一家跑到青岛避难，国民党军队撤退了，八叔失踪了。从此就没了音讯四十多年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学校里曾逼着我们交待八叔的下落，我们如何能知道？后来学校里说八叔在台湾当国民党，要我们划清界限。我们谁也说不准这八叔是死还是活，但他的影子却死死地纠缠着我们，让我们不愉快。

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八叔的模样和形状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似乎有一张圆圆胖胖的脸，嗓音有点沙哑，头发黄黄，眼儿细细，很和善的样子。在那些遥远冬天的夜晚，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，院子里响起了“嚓啦嚓啦”的脚步声……

“老八来了，”母亲抬起头，把缝衣针放到头发上蹭着，对就着灯光看闲书的父亲说：“他走路总不抬脚，费鞋的老祖宗。”

父亲眼不离书，说：“大伯今早晨在药铺里说，年前要给老八娶媳妇。”

母亲悄声问：“听说大伯跟亲家母相好？”

父亲厉声道：“胡说什么你！”

一语未了，八叔推门进来，笑眯眯地问：“大哥大嫂，吵架吗？”嘴里说着话，手早伸到母亲背后去摸我大哥的饼干。母亲说：“老八，你羞不羞，就要娶媳妇的人啦，还抢你侄子的干粮！”八叔嘻嘻地笑着，咀嚼着干粮，呼噜呼噜地说：“没抢他的奶子吃算我客气！”母亲脸红着，骂父亲：“你还不掌他的嘴！”父亲说：“嫂嫂小叔子，亲嘴搂脖子！”母亲骂道：“你们兄弟们，没个正经货！”八叔伸手去摸正在睡觉的我大哥的肚子。母亲说：“老八，你安稳坐着行不行？弄醒了他你抱着！”八叔说：“我抱着我抱着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伸出手，脱了那双蒲草编成的大鞋，盘腿上了炕。父亲说：“老八，大伯要给你娶媳妇啦！”八叔乐了。母亲说：“看恣得那样，嘴都合不拢了。往后小心着你，再敢油嘴滑舌没正经我就找个人整治你！”八叔说：“她敢！她敢对我扇翅膀，我不打她个皮开肉绽才怪了。”母亲说：“去去去！这才叫‘光棍汉打老婆觅汉打驴’，等俺那仙女般的弟媳妇一来，早像块糖一样化了！”……

“一眨巴眼就是四十三年……”父亲感慨地说。

“信在哪里？”我问。

“在你小姑姑那里，”父亲说，“你别去要着看呵，怕人呐。”

我说：“现在政策变了，不搞阶级斗争了，怕谁呢？”

母亲晃着花白的头说：“怕你八婶与盼儿知道呗。”说完了这话，母亲嘴边显出了很多皱纹。

立刻，虽然苍老了但依然清清爽爽的八婶就仿佛站在我的面前了。在她的身后，还站着两个小伙子。一个年纪大些，个头矮小，紫红脸膛，两扇大耳朵，唇边生着稀疏的黄胡髭。他就是盼儿。盼儿究竟是不是八叔的亲骨肉，家族中一直有分歧。母亲说盼儿的相貌虽不像八叔，但那沙哑的嗓音却像。听说大爷爷临终前曾放出口风，说盼儿的小姨在青岛与八叔黏糊过一段，盼儿有可能是八叔的种子。八叔的小姨子是一个紫红脸膛的小个女人。站在八婶身后的另一个小伙子身材高大，方脸阔口，仪表堂堂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只漂亮的大手。他是八婶的私生子，名字叫熬儿。盼儿和熬儿都已娶妻生子，他们的孩子都姓八叔的姓——“管”。

二

第二天上午，大哥也从外地赶回家。吃过午饭，母亲说：“看看你们大奶奶去吧，听说她病得不轻。”

大奶奶家住在东胡同里，原有三间旧草房，后来又在西头接上了两间，一圈土墙围成院落。每年夏秋，土墙上爬满扁豆蔓，一串串紫色的扁豆花盛开着。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，树下年年必种一架丝瓜。大爷爷在世时，常坐在树下为人切脉诊病，大奶奶则在旁边搓制梧桐子般大小的黑色丸药。

我跟大哥进了屋子，小姑姑跟我们寒暄了几句。她满脸倦容，说话没有往常那般响亮，那般斩钉截铁，那般滔滔不绝。小姑姑是个能干的女人，她从小跟大爷爷学医，现在也算是乡里的名医，求她的人很多。八叔不在，八婶不见容于公婆，搬回娘家村里居住，赡^[shàn]养老人的事儿实际上全落在小姑姑的肩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