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去找所长。

所长的办公室在三楼，我上楼的时候，在楼梯上，恰好和一个女同志劈面相逢。我为什么记得她，是因为我们擦肩而过时，我听到她在哭泣，于是我侧目偷看她，于是我看到她掩面而泣的样子——一只手捂着嘴巴，一只手捂着胸口，头低低垂着，是一种很悲伤、很无奈的样子。后来，从所长那里又知道，我看到的哭泣的女人正是从他办公室里刚出去的。她

为什么哭，包括为什么来找所长，其实都跟黄依依有关。说真的，几天来所长对我一直是崇敬有加，好像上面的电话把我一下变成个很大的人物似的。其实，我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只是有点神秘而已。所长大人对我已有的崇敬，使我一下子不大能接受他对黄依依的态度，当他听我说要黄依依时，所长脸上堆满了惊疑和不屑(不是原先的谨慎和不安)。

“黄依依？你要她？你……”所长沉吟着，最后咬咬牙说，“你还是换个人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有种一脚踩空的感觉。

“她这人有问题。”所长回答得很干脆。

我问：“有什么问题？”

他说：“这是她个人的隐私，不便说的。”

我说：“在我们701面前，是没有任何隐私的。”我的声音露出一种霸道。

确实，跟我们这些人谈什么隐私是不聪明的，甚至是不尊重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最大的隐私。再说，对我们谁还有什么是隐私的？个人？还是国家？我们为探寻他人隐私而活，我们自己也成了他人的隐私。我们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我们要淡化这种感觉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隐私这个词从我们面前消失掉。抠掉。像抠掉一粒恶心的粉刺一样抠掉。小伙子，你可别跟我们傻乎乎地谈什么隐私，你没有任何隐私——对我们来说。

所长看我态度有些硬，笑了笑说：“我可以跟你说，但仅限你知道。”又笑了笑，说：“就像你的事，仅限我知道一样。”

我没有答话，等着他往下说。

所长说：“其实，你要早来几分钟，就会看到她的问题，黄(依依)同志的问题。就在你进门之前一分钟，一个女同志刚从我这里哭着走了。”

“我在楼梯上碰见了，”我说，“是不是一个中年妇女，穿一件白衬衣的？”

“是的，”所长说，“就是她。”

“我看见她在哭。”我问，“她为什么哭？”

“那你去问黄同志是最清楚的。”所长说，看了看我，接着说，“她把她男人勾引了。”

我脑海里一下浮现黄依依撩人的目光和笑容，嘴上却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：“你调查过吗？是谁勾引谁？”

所长说：“那还用调查，肯定是她勾引人家丈夫。”

我说：“没有调查，你怎么能这么肯定？”

所长丧气地说：“你不了解，我是太了解了。”说着，从抽屉里翻出一些信件，乱糟糟的，一大堆。我一看，发现都是告状信，有匿名的，也有署名的，说的都是一个内容：黄依依思想腐化，乱搞男女关系。有的还指名道姓的，跟某某某，什么时候，在哪里。我一边看着，一边问所长这些是什么人。所长说，什么人都有，有的是所里的，有的是外边的。

我越看越怀疑，又问：“怎么有这么多人？不可能吧。”

所长说：“应该是不可能，可到了她身上，就成了可能。不瞒你说，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问过，我倒希望从她嘴里听到一个否认、甚至是狡辩的声音，可就是听不到啊。”叹口气，又说：“说真的，影响很坏啊，反应很大啊，现在所里开领导会，每一次都有人提出来，要处分她，开除她。幸亏她手上还有把尚方宝剑，是周总理点名要回来的，否则我说早有人把她拱走了。这个黄依依啊，黄依依，人家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，可她到了中国，还在唱西方那边的歌，这怎么行嘛，完全不同的伦理嘛，能这样乱来吗？”

我问：“她有家吗？”

所长笑道：“哪个男的能接受她？”

我说：“也许结婚就好了。”

所长说：“你以为她没结过婚？结过两次呢，都离了。”

我问：“这是以前还是现在的事？”

所长说：“有以前的，也有现在的。据说她在美国就有过婚姻，丈夫是个化学家，老家是福建的，回国前两人离了。回来后不久，她跟电影厂一个摄影师好上了，不久结了婚，不久又离了，就因为她在外面有男人。”

“她现在有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三十七八吧。”

“有没有小孩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社会关系复杂吗？”

“父母亲在浙江，以前是浙大的老师，现在好像都退休了。还有个哥哥，在上海市政府里工作，说是个什么处长。”

“平时工作上敬业吗？”

“工作上没问题。”所长说，“毕竟当过诺伊曼助手的，见国多识广，科研精神和实力都是所里有目共睹的，研究成果也是数一数二。话说回来，要不是这样，谁还留得住她？能留下来，还不是因为她业务上拔尖，用得着。”

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劝我别要她，不会是个阴谋吧？”

他没有反应过来，问我：“什么阴谋？”

我说：“怕我挖走她啊。”

他苦笑着说：“我倒是希望你挖走她，这不是说我不爱才，而是她在这儿给我制造的麻烦太多，影响太坏！你知道人都在背后说我什么？说我是养了匹马，一匹洋马，整天在院子里溜达，谁想骑都可以；老同志骑了夫妻反目，年轻人骑了后患无穷，真正是一匹害群之马啊，只怕你不敢要。”

我说：“行，那你把她档案调给我看看。”

他问：“你真要她？你们不是特别单位吗？最讲纪律的，合适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要看过档案才能决定。”

但其实，我心里已做了决定：没有比她更合适的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