题解：

《游侠列传》是《史记》名篇之一，它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、剧孟和郭解等人的史实，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早期武侠史传的第一部完整篇章。

司马迁本来要从“古布衣之侠”写起，可是，这些人已经沉没在历史地平线之下，“靡得而闻已”、“湮灭不见”，于是就为自已所知的汉代侠士立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此篇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，可是，与他要写“古布衣之侠”的初衷一致，司马迁着力称赞的是“匹夫之侠”、“乡曲之侠”、“闾巷之侠”，以平民视角和进步的历史观高度评价了“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”、“不矜其能，不伐其德”的“侠客之义”。

为了突显出这样的“侠客之义”，司马迁运用了多层对比。在文章的开头他就引用了韩非子一句名言，指出法家对二者皆持批判态度。然而，耐人寻味的是，随着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政策的确立，儒者多在社会上位尊名扬，而侠客们却大受迫害。这是第一层对比。

文中又指出，不仅受到法家的否定，侠客们还受到儒墨的“排摈”，其在社会上真是受到了重重的压迫。可是，就在游侠之中，还可分为季札、孟尝君、春申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之类的卿相之侠，朱家、剧孟、郭解之类的布衣之侠，以及“设财役贫”、“侵凌孤弱”的“暴豪之徒”。与卿相之侠相比，朱家等人以布衣身份名闻天下、倾倒众生，当然更加不易，更有过人之处。与“暴豪之徒”相比，布衣之侠不是欺人而是助人，是救人之难而非乘人之危，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，世俗之人把他们视为“同类”是对布衣之侠极大的歪曲与误解，司马迁在文中指出自已颇以此为悲。把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、“暴豪之徒”加以对比是文中的第二层对比。

不仅侠客中有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，儒者中也有布衣之儒与卿相之儒，司马迁指出，布衣之儒如原宪季次等虽然有盛德美名，却无功于当世；布衣之侠虽然蒙受种种恶名，甚至常常为当世法律所不容，他们却做了许多“存亡死生”的事情。文中还特意记述了卿相之儒公孙弘对郭解的残酷镇压，抨击了卿相之儒伪善的面目，对布衣之侠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。将布衣之侠与布衣之儒、卿相之儒对比是文中的第三层对比。通过这三层对比，司马迁一唱三叹地表现出本文的主题。

还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汉代，汉高祖由平民起家，对侠的依赖甚大，因此在汉初侠的势力颇大，养士之风漫延，在当时出现了朱家、剧孟等一批侠士。而至汉武帝时，为了大一统专制政权的需要，中央政府用了各种方法来收编、打击侠士，从文中司马迁详写的郭解的故事中可以看出，游侠的黄金时代到此已然结束，所以郭解的命运与汉初的侠士大为不同，以至于班固在《汉书游侠传》中声称侠士们“以匹夫之细，窃生杀之权，其罪已已不容于诛”。生杀之权自然是专制统治者的特权，游侠们之所以遭受灭门之祸正是因为犯了专制统治者的此种大忌。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，随着专制主义的不断发展，中央政权对游侠采取了彻底取缔、坚决消灭的方针，而司马迁敢在此时逆着风向歌颂游侠，为他们树碑立传，这也正可以看出司马迁著史的勇气与魄力。

正文：

韩子曰：“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[1960]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，辅翼其世主，功名俱著于春秋[1961]，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，闾巷[1962]人也，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，义不苟合当世，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终身空室蓬户[1963]，褐衣疏食[1964]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，而弟子志[1965]之不倦。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[1966]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阨[1967]困。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[1968]其能，羞伐[1969]其德，盖亦有足多[1970]者焉。且缓急，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：“昔者虞舜^[shùn]窘于井廪[1971]，伊尹负于鼎俎[1972]，傅说匿于傅险[1973]，吕尚困于棘津[1974]，夷吾桎梏[1975]；百里饭牛[1976]，仲尼畏匡，菜色陈、蔡[1977]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，犹然遭此菑[1978]，况以中材[1979]而涉乱世之末流乎？其遇害何可胜道哉！

鄙人有言曰：“何知仁义，已飨[1980]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[1981]，饿死首阳山，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[1982]；跖、蹻[1983]暴戾，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，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，侯之门仁义存”，非虚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