且说伯禹^[yǔ]在阳城地方，给百姓簇拥着回到蒲扳，就正式即天子之位。因先封夏，所以国号就叫作夏。于是从前的伯禹，以后就改称夏禹了。夏禹即天子位，礼毕之后，大会群臣，商量一代的制度。这时先朝耆旧之臣非死即老，所存者除皋陶^{[gāo yáo]}、伯益父子外，还有夏禹心膂之臣伯夷、乐正夔及奚仲等数人。

那奚仲自帝尧^[yáo]时做工正之官，到得帝舜^[shùn]时，共工分官，他却不在内，仍旧在夏禹的司空部下，因此也做了夏禹心膂之臣。

到得此刻，夏禹就叫他做车正之官，独当一部。他善于制车，方圆曲直，都合于规矩钩绳。他有一个儿子，名叫吉光，亦善于造车。他们所造的车总是机轴相得，异常坚固。所以后世的人说，以木为车，始是他们父子。其实不然，不过他们父子造的独好吧。奚仲又改良驾马之法，后世之人又说驾马是奚仲发明的，其实亦不然。他们父子又创造一种用人力推挽的车子，名字叫作辇，夏朝一代，颇喜用之。因此奚仲父子，夏禹非常任用，又封奚仲于邳做个诸侯。后世遂有夏后氏尚匠之说，都是为奚仲父子的原故。闲话不提。

且说夏禹即位之后，所有臣子除出几个旧臣及心膂之臣外，还有一个昭明的儿子，名叫相土，颇有才干，夏禹亦任用了他。此外，就是他儿子启所荐举的杜业、轻玉、然湛、施黯、既将。季宁、扶登氏、登封叔这班人了，统统都用起来，真所谓“拔茅连茹”。一时朝廷之上，顿觉英才济济。

第一项要商量的，便是建都问题。决议下来，是在蒲坂东面的安邑地方。取其仍在冀州，而近于浊泽，民可以赖其利。

议定之后，便派扶登氏和季宁两个前去经营，一切宫室、宗庙、学校等等悉仿前朝的制度，而略略加以损益。大要总以简朴为主。

第二项要商量的是历法。大概古时一代之兴起，必定要改正朔，易服式，殊徽号，异器械，以变易天下之耳目，这个就叫作革命。但是服式、器械等又从历法而出，所以历法尤为重要。当下众人主张纷纷不一。昭明站起来说道：“自伏羲氏以来，正朔代代不同，伏差氏建寅，神农氏建子。黄帝亦建子，少吴建丑，颛顼、帝喾皆建寅，帝尧建丑，先帝建子。照这样看来，现在应该建子，大概建子之朝，以十一月为岁首，以半夜子时为朔，一交子时，就是第二日的日子了。建丑之朝，以十二月为岁首，以鸡鸣丑时为朔，一交丑时，就是第二日的日子了。建寅之朝，以十三月为岁首，以平旦寅时为朔，必须黎明寅时，才算是第二日的日子。这三种历法，都是极有理由的，但是比较起来，自然以建寅为最不错。为什么呢？自开天辟地，一直到世界复返于浑沌，大概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拿了十二支来分配，恰好每一支得一万余年。第一个一万余年是天开的时候，那时天空之中纯是一股大气，百物无有，所谓天开于子。

第二个一万余年，是地辟的时候，这时地上已渐渐有山有水，但是百种生物一概仍无有，所谓地辟于丑。第三个一万余年，是人生的时候，那时地面上已渐渐有生物，由下等动物而进为上等动物，而渐渐进化为人，所谓人生于寅。建子的朝代是取法于天，叫作天统。建丑的朝代是取则于地，叫作地统。建寅的朝代是以人事为重，所以叫作人统。但是历法这项东西是应该切于实用的。建子、建丑，虽则说是王者法天则地，名目极好听，而按到实际，尚未能尽合。为什么呢？第一项，建子、建丑，与四时的次序不合。春、夏、秋。冬一年的四季是如此的。假使建子，以十一月为岁首，那么刚刚在冬之中心。假使建丑，以十二月为岁首，那么刚刚在冬的末尾。一年四季的次序，应该叫冬、春、夏、秋，不应该叫春、夏、秋、冬了。但是就使改叫冬、春、夏、秋，亦不妥当。因为九十日的冬天，还不完全的，有一半或一大半尚在去年，应该叫作冬春夏秋冬才妥。但是决没有这个道理，所以不如建寅的妥善。第二项，一岁之首叫作正朔，必须有一番更新的气象和万事创始的精神，方才相合。春耕，夏耘，秋收，冬藏，四种工作，是农家必不可易的次序。冬天正是万事结束的时候，反拿来做岁首；春天正是万物萌动的时候，反不拿来做岁首，气象精神都失去了。这是不如建寅的第二理由。第三项，十一月、十二月、十三月，这三个月农工简单，虽则都可以叫作三微之月，而比较起来，十一月中正是收藏之时，民间不能无事。在十一月之前，尤其不能无事，农夫终岁勤动，岁尾年头，祈福饮蜡，应该给他们一种娱乐，但是亦要预备的。以十一月为岁首，则农功尚未完，岂有余闲可以娱乐？以十二月为岁首，虽有余闲，而十一月间农事刚了，预备亦嫌匆促，这是不如建寅的第三个理由。

而且建子必以夜半为朔，建丑必以鸡鸣为朔，将一夜之中分为前后两日，时候既属参差，计算又难准确，不如以平旦为朔的直捷了当，未知诸位以为何如？”